李永忠：推进制度反腐 净化政治生态
谢谢思平理事长褒奖式地推介，很高兴来到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与在座的各位一起来探讨反腐败这个很沉重却又无法回避的课题。
这次来深圳之前我到广东佛山转了一下，兴发铝业、禅城“一门式”服务和紫南村的党支部书记潘柱升（七一刚刚被习近平总书记颁过奖握过手）。兴发铝业总经理廖庆玉给我看了宣传片，我记住了里面的一句话：“最有价值的创新，是为将来留下更多的可能。”这句话的水平可以同《共产党宣言》那句话“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相媲美。根据这句话我翻转了四句话：
一是“最有价值的权力，是为权力的赋予者带来更多的利益”。假如我是你们的领导，如果我不能给你们带来更多的利益，那就是亵渎了这个权力。
二是“最有水平的领导，是让所领导的人能够人尽其才”。人才比比皆是，比如紫南村的潘柱升就是个人才。他是战士退伍，回到村里并不被看好，他远去贵州发展，结果成了贵州最大的建材供应商，全省的业务他拿走了60%。紫南村在十年前村集体资产流失、村干部腐败，村民集体上访，看上去是再也治理不了了。有人三顾茅庐去贵州把他请回来，他为乡情所感动就回来了，但是村民不认为他是来帮助他们脱贫的，而是认为他想分一杯羹。他知道要说服乡亲，第一是人格、第二是能力。他自己掏钱把200个党员和村民代表请到贵阳，用了一句村民能够接受的话，“天上飞的鸟，你不知道有多大，但是你看它拉下的屎多大，就大体知道这鸟有多大”。你们看不见我的经营有多大，但是你们在贵阳看看我的企业、看看我的流水，你们就知道“这堆屎有多大，我这个鸟就有多大”。能够请200多个村民到贵阳去看，这个能力大家就知道了。
人格呢？在选举会上他说，我回到村里来会做到“四个不”：第一绝不拿一分钱的工资，第二绝不租用村里的一寸土地，第三绝不在村里办一家自己的企业，第四绝不招任何一个自己的人。这番话得到了村民雷鸣般的掌声，久久停不下来。同时，他亮出法宝，“因为我们已经是重病在身，希望大家给我三个三年，一共九年的时间，我保证让大家脱贫，而且让大家赶上我们佛山最好的村。”为什么？他说你们得给我时间，我才能把这个旧病治理了，村民也同意了，结果第一个三年他承诺的目标就实现了。
我建议思平理事长可以带着你的团队，到佛山看看兴发铝业的发展。我认为兴发铝业的模式值得借鉴。全国范围乡镇企业起步后的第一个瓶颈它最早是无主企业——主体虚位，为此，在八十年代中期相继卖给个人，成为有主企业，主体实位，企业得到了发展。但是，很快它遇到第二个瓶颈，银行一般不给这些民营企业贷款。于是，兴发铝业的廖玉庆把这个企业股份的29%拿出来请省国资委入股，并请派人来当董事长，于是这就成了一个混合企业。
资产这么一共有配置，银行就敢于给它贷款了，第二个瓶颈就冲破了。现在面临第三个瓶颈，就是怎么去赶上并超越全球最先进的同类铝业公司，这就需要加大科技研发、技术创新的力度。如果政府能对它进行一些政策扶持、资金倾斜，他自己再拿出自有资金，加上银行的资金、财政的资金、他们就可以买最好的专利、研发最新的技术，他们就能够走出佛山、走出广东、走出中国，最后在全球领先。如果我们相当多的民营企业采用这种模式突破这三个瓶颈的话，不仅佛山能真正成为中国制造业中心，而且广东、乃至中国的企业都会大幅度提高自身水平，并跻身于全球先进行列。
三是“最到位的监督，是让被监督者不犯大的错误”。深圳市纪委在原书记谭国箱领导下，率先在全国努力探索反腐保廉机制，应该说做的不错，但也监督不了许宗衡。因此，深圳特区在三十周年的时候，市长许宗衡落马了，这是属于我们的监督体制始终只是同体监督的问题。
四是“最有价值的反腐，是把腐败遏制在可能的最低限度”。当今中国的腐败可能是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上，两千多年统一史上最严重的腐败。为什么？我们从建党、建国、改革开放，一直高举反腐的大旗，为什么却成为历史上最严重的腐败时期？就是因为反腐没有把腐败遏制在可能的最低限度，这就要深挖这个原因。制度反腐，才有可能实现最有价值的反腐，才有可能把腐败遏制在可能的最低限度。
※
2003年11月13日，这一天是原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的大秘李真的死期。三天前，李真的上诉书被最高法院驳回。李真临刑前留了两句话，第一句是“让我的妈妈知道，他的儿子虽然犯了罪，但并不是为坐牢、为被杀头而当官的”。李真想当官，谁都知道；但是，他想当一名焦裕禄式的领导干部，却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相去实在太远。第二句话，“让我的儿子知道，他的爸爸是被贪权贪钱贪色毁掉的”。李真33岁就当上了正厅级的领导干部，河北省国税局局长、党组书记，他的面前应该是一片光明，但他的能力、素质不支持他当大官。他的官当得越大，他离监狱、离死亡就越近。这就是李真一案给我们的警示。
李真死后的九年零两天，习近平当选为十八届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开始了“推进制度反腐、净化政治生态”的战略布局。于是我们看到，十八大以来三年反腐在提速。十八大前，只要不搞群众运动，全国年均处分率通常在1.5‰到1.7‰之间；十八大后第一年，年均处分率是2.1‰，突破了2‰；第二年是2.6‰，第三年3.9‰，几乎翻了一番，比“深圳速度”还“深圳速度”。
三年来全国处分党员、公职人员75万人，其中3.6万人进了监狱。但是看一看中央管理的干部，三年立案189人，进监狱80人，超过42%。受处分的普通党员、公职人员，其中进监狱数不到百分之五，而中央管理干部一旦受处分，进监狱将近一半。是各级组织部门、各级党委都瞎了眼，糊涂了，把那么低素质的人培养成中央管理的干部？不是！是我们的权力结构和用人体制有严重的弊端，把谁放在这个位置上，犯错误、进监狱的可能性都会加倍放大。
十八大以来，已经有163个高管落马，其中地方省部级110人，军队副军级以上53人。军队这53名高官中，有48名将军，其中3名上将，6名中将，39名少将，还有5个大校刚提副军，还没来得及授少将衔就落马了。去年“双11”的时候，全国31个省，省省都有落马的高官。
2012年，媒体人罗昌平，根据所能搜集到的包括起诉书、判决书等权威司法材料，以及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和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发布的官方消息，“汇集了23年(1987—2010年)来120名省部级高官的腐败样本。”编了一本《高官反腐录》。他找到我，请我为书写一个序。盛情难却，我在序言中写道：“一两个高官落马，通常是个人素质的问题；上百个高官的落马，肯定是权力结构和制度出了问题。高官何以高危，腐败为何易发多发？从个人素质上找原因，看似有用，实际没有大用；从学习教育上找原因，看似管用，但是实际并不实用；从权力结构和选人体制上找原因，才是找到病根，对症下药，就会真正有用。
三十年来，我总结了我党建党以来反腐败的四个载体：以战争为载体的反腐，与血与火的年代相适应；以运动为载体的反腐，与计划经济的建设时期也基本相适应；以权力为载体的反腐，与市场经济却严重地不相适应；只有以制度为载体的反腐，才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
※
二十年前我对制度反腐给出的定义，是通过对沿用于苏联模式的现行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全面深化改革，形成新的、科学的权力结构，来防治腐败。
政治生态是习总书记2014年提出来的，到现在二十多次提及。权力结构，我的解读是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的排列组合方式。把这些基本概念弄明白了，就会明白苏联亡党亡国、东欧剧变不是偶然的。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遇严重挫折，苏联和东欧共产党执政的国家，象多米诺骨牌似的，纷纷丢掉执政地位，改弦易帜……20多年来，分析研究苏联亡党亡国、东欧演变剧变的文章著作成千上万，有人追究于接班人选错了，有人归责于“两杆子”没控制好，有人误以为油价下跌经济下滑，有人总结为民族矛盾引发……但是，却少有人从选人用人体制的弊端上分析，更鲜有人从权力结构的总病根上去研究。如果我们有更多的人，特别是领导干部，能看到“苏联模式”的这两个根本性弊端，能掌握这两个治国理政的基本工具，就能够把“不走老路”、“不起邪路”、“走出新路”（习近平语）的问题，真正“想明白、说明白、做明白”（王岐山语）。
制度反腐与权力结构改革的关系，制度反腐必须以权力结构改革为前提，必须以设立政改特区为条件，必须以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为取向。权力结构改革必须以摒弃苏联模式为前提，必须以合理分解权力为条件，必须以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为目标。
权力反腐、制度反腐与政治生态的关系。权力反腐主要是以治标的方式净化政治生态，能管一时却难管一世，能治一域却难治全局。权力反腐三十多年没什么大用，连经改特区的市长许宗衡都落马了，它有什么大用呢？制度反腐主要是以治本为方式净化政治生态，选择合适的试点突破，点虽小，但五脏俱全；势虽慢，但拷贝即能提速。政改特区你得选县以上的试点，县以下没有大用。政改特区由于最先只能在试点试行，不能马上在全国普遍推行，发展的势头虽然慢，但是只要一成功，拷贝就能够提速。当年小岗村、凤阳县的包产到户模式就是五脏齐全，它成功了，一拷贝就到了安徽省、四川省，再一拷贝，立马就到了全中国。建国前30年都没有解决的温饱问题，短短几年就全国范围的解决了。这就是试点的突破、示范、带动作用（习近平语）！
关于政治生态与三权交易的关系，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在《市场经济与廉政建设》一文中提到，只要不搞政治体制改革，我们的权力腐败将先后出现三大发展趋势：由一次性、简单型、点状式的经济层面的权钱交易，逐步发展为多次性、复杂型、线状式的文化层面的权色交易，进而上升为集团性、稳定型、网状式的政治层面的权权交易。我将这三大发展趋势，称为“三权交易”。遗憾的是，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严重滞后，我在十多年前就明确指出，“三权交易”正稳步地由基层向中层，并向核心层稳步推进……当时有领导认为我分析得过于严重，而实际证明，不是过于严重，而是不幸言中！
十八大后三年，中共中央印发了《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我对问责条例的解读要义有三点，一是从政治责任着眼，厚植党执政的政治基础；二是从工作责任着手，解决不作为的懒政怠政问题；三是从改革责任着力，推动权力结构和选人用人制度的改革。
我以为问责条例有三大亮点，一是重个人责任，更重组织责任；二是重工作责任，更重政治责任；三是重执行责任，更重决策责任。
※
由于我们不是制度反腐，三十多年来我们的反腐败就是“割韭菜”。三十多年过去了，案子没少查，人没小抓，但“韭菜”长得又快又粗又好，我们“割韭菜”的人增加得越来越多，下的功夫越来越大，花的钱也越来多，设的机构、级别也越来越高，有用吗？没多大用处。我在多年前就指出，反腐败也有投入产出比！如此高成本的反腐败，是不可能持续并长期的！
高压反腐、用开杀戒来反腐，是一种见效最快、但也是持续时间最短的。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刘铁南，就是杀了胡长清、成克杰两名高官后，才开始收受第一笔贿款。十八大后落马的163名高官的严重违纪违法问题，几乎都发生在我们一连杀了6个省部级包括副国级高官之后！山西省作为腐败的重灾区，那么紧的风头，上面九级风浪，但是相当多的地方下面却纹丝不动，因此，要是不转向制度反腐就会更危险。
八十年代初只要敢受贿，一般平均一年多会被发现。九十年代初，则平均要三年多才会被发现。2000年初，平均要六年多才会被发现。到现在，从收受第一笔贿款到被发现的平均时长在十年左右。大家想一想，这样的情况下，有几个人不敢受贿？
我们的权力结构到底怎么了？怎么不想到要改呢？因为不搞政治体制改革。连深圳都不搞政治体制改革，还有谁敢搞？因此这些年我们只能看着那些优秀或比较优秀的领导干部接二连三倒下去。
于是我们看到，尽管深圳经改特区市场经济搞得不错，但是深圳的三任水务局长腐败，照样是连续的。这几年，深圳市水务局已连续落马两任局长黄添元和蒋尊玉。随着第三任局长张绮文案发，该局其他领导及10多名中层干部被立案调查。张绮文未向组织申报的个人财产高达1.3亿元。老板称，只要中标一单就够整个家族一辈子享用，你想怎么不会去行贿。我们的领导干部怎么挡得住那些机关枪一样不断发来的糖弹、钱弹、肉弹？
2000年，当时的中央政治局下了狠心，腐败那么严重，不杀人不行了。于是拿省部级高官的脑袋来说话，2000年的3月8日，江西省的副省长胡长清从死囚牢里押往行刑的途中，他在车上说了一句话“我可以被载入史册”了。有个法警说，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枪毙的天津的书记、副书记比你官大。胡长清说，你们不懂历史，当时的天津市不是直辖市，他们只是地厅级干部，我才是真正的省部级。法警说，你真的可以载入史册了。胡长清杀了不到半年，犯罪的金额和级别又提高了。金额从544万提高到了4109万，级别从副省级达到了副国级，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克杰被处死，然后是王怀忠、吕德彬、郑筱萸、段义和等，虽然这种杀猴给鸡看，在当时有一定的震慑作用，但是，没过多久，不但猴不看，甚至连鸡也不看了！
对于三十多年这种“割韭菜”式的权力反腐，不理解的比比皆是：
群众不理解，党员不理解，干部不理解，反腐怎么越反越腐啊？这种说法，八十年代末就开始流传.
县处级以上干部隔一个枪毙一个有落网的，通通拉出去枪毙有冤枉的。这种议论，九十年代就四处传开。九十年代有一次现场直播，两个记者问我这个问题，我当时一楞，思考了五六秒钟回答他们，据我的分析这可能是一个极具数字头脑的人编的段子，他们愣了一下问怎么讲。我说，假设我国的县处级以上干部是1万人（现数字是84万人），我说1万人便于计算。假设只有一个腐败分子，你统统拉出去枪毙肯定是有被冤枉的；如果9999个是腐败分子，你隔一个枪毙一个还是有漏网的。这个数只要不等于0，不等于1万，从1到9999放任何一个数字进去，都能够成立，对不对？他想是对的。因此，我分析这是一个极具数学头脑的人编的段子，如果是好心，他用这个段子提醒我们，腐败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如果他居心叵测，就会让不明就里的群众，误以为我们的干部都腐败了。
※
我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在部队的纪委工作，八十年代初转业地方，八十年代末到一个县纪委挂职纪委书记两年，九十年代初调到中央纪委研究室专门研究反腐败。长期的专门工作让我养成了一种职业习惯，我从来都是把坏话当好话听，以便保持高度警惕和忧患意识。
行贿人员不理解，受贿官员不理解，专门机关更不理解，在权钱交易中，我们的官员为什么一拉一个准？隔枪开枪，问题怎么一查一个准？狱中交待，怎么叫谁下谁就准下？
我在大庆讲课，他们请我参观大庆创业的展览，我在那里发现了总设计师邓小平的一段话：“石油勘探工作应当从战略方面考虑问题，首先应选择突破方向，不要十个指头一般平，应当选择重要的地方先突破。”他还提出，“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华北、东北地区能够找出油来就很好。”于是我们进行了东北的大庆会战，从这句话到大庆油田发现石油，“三口井定乾坤”只有一年多的时间。反腐败有这样的试点吗？没有，政改也没有这样的试点。因此，我们还是十个指头一般齐——只有全国平推，没有试点突破，即使是重灾区山西，也没有突破。
深圳到现在，由于只搞经改，不搞政改（我讲的政改，是指党内监督体制的改革，不是社会上有人讲的“西方三权分离”的政改）就只有抢跑的速度，而无领跑的高度。“特区”早就不特了！当前，全国经济下行，深圳你的经济比较好，主要是深圳的民营企业发展比较好、多年早就融入市场经济的产业布局比较好，所以新一轮的经济下行之后还能够维持住你的态势，仅此而已。但是，你的反腐败并不见得比别人好到哪去。
* * *
刚公布六中全会将在十月召开，主题是“全面从严治党”。推进制度反腐、净化政治生态，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需要一个进攻出发阵地，需要一个登陆的抢滩点，像诺曼底。对于三十多年愈演愈烈的巨大腐败存量和呆帐，对于天涯无净土的客观现实，应尽快设立以建立党内监督制度为主要内容的政改特区，是能否成功的不二选择。
我分三个部分来讲，分别从战略布局、战役目标、战术动作三个层面论证在推进制度反腐、净化政治生态中，尽快设立政改特区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
一、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看尽快设立以党内监督机制为重点的政改特区的重要性
1.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多年治国理政的深思熟虑。它带有纠偏的意思，之所以提出四个全面，就说明以前不是全面，而是片面。
2.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必须以反腐败来攻关破局。它需要通过反腐败，在全面从严治党中率先破局，通过全面从严治党，来对整个战略布局起到首攻的作用。
3.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必须尽快设立政改特区为样板间。当年以深圳经济体制为样板，一拷贝，整个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基本上就建立起来了。
四个全面战略的意义，一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重点是要解决两极分化。二是全面深化改革，重点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三是全面依法治国，重点是依宪治国。四是全面从严治党，重点是突出制度治党的严密性。
反腐败我们够严厉了，这么多年来，又是纠风查案，又是抓人杀人，但是就是不严密，“牛栏关猫——进出自由”。16年前，胡长清死前是这么讲的；十八大后，落马的高官也是这么说的——党纪、法纪连牛栏都没有。
因此，必须抓住关键、实施纲领，发掘动力，才能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
我以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以制度建设为中心是不矛盾的，是相辅相成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第一不排斥“党要管党”，第二不排斥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第三不排斥“常委的同志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这三个不排斥，用的都是邓小平的原话。第四个不排斥，是当年各级纪委总结打击经济犯罪时的一句话，不排斥党委和党委书记既挂帅又出征。十八大落实党委的主体责任，既要挂帅还要出征。第五个不排斥，“还是制度靠得住些”。
我总结了三句话：党不管党，党将不党——党将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党；党不管党，党不是党——党就不是我们能够希望长期执政的党；党不管党，必然亡党——我们必然就是苏联、东欧亡党的共产党！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改变不了，所以党必须要管党、治党。
※
十八大前，我撰文提出新一届党中央将要面临三个“不得不”的关口，一是政治体制已经到了不得不改革的关口。不到三十年我们做成了全球第二大蛋糕，但是由于不搞政治体制改革，蛋糕分得很不公平，包括深圳的蛋糕也分得很不公平。于是就引申到第二个“不得不”，两极分化已经到了不解决的关口。改革开放前中国基尼系数在0.2以下，在全世界可以和北欧相媲美。但是由于没搞政治体制改革，2000年的时候突破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0.4，2000年以后基尼系数不向社会公布了。十八大后让国家统计局公布，最高0.496，后来回落到0.474，但是专家学者认为早过了0.5、0.6，甚至有人说是0.7，已经直逼动荡线、甚至动乱线了。为什么我们维稳的费用大于军费，就在于两极分化逼进了动荡线和动乱线。第三，前两个关口催生反腐困境到了不得不突破的关口。我指出三个关口中，政治体制没有特区没法搞，两极分化太严重当前很难搞，目前唯有反腐败共识度最高、口子最小、见效最快、群众的支持度最广，因此可以成为攻关破局的首选。果然，中央选择了反腐败来攻关破局。我还指出，一旦攻关破局，各级纪委也将面临三个“不得不”的关口：一是纪委的工作内涵到了不得不聚焦的关口，二是纪委系统的灯下黑到了不得不解决的关口，三是纪检体制改革到了不得不突破的关口。
十八大前，我对我们反腐败前三十年的战略、战役和战术进行了认真的检讨、反思和总结。反思的缘由是，我们总希望用教育的思维去绝缘腐败，这是不成熟的想法，因为思想的曲线会波动的；我们总打算用监督的思维去遏制腐败，但是这不是一个完善的想法，因为监督的成本是很高的；我们总准备用严惩的思维去控制腐败，但这不是一个科学的想法，因为再严厉的纪律也管不了规律！
30多年来，我们总想用自律代替他律，用不准代替标准，用严禁代替严肃，用治标代替治本，用纪律代替规律。结果，往往事倍功半，甚至无功而返！
在今年两会期间，网络上媒体上广传我的两篇文章、专访，《2016年，我们最需要一个政改的试点》、《反腐的终极目标不只是抓贪官》。朱元璋杀贪官比我们厉害，朱元璋下令贪污60两以上银子者,立杀。朱元璋杀到最后自己都没决心了——“奈何朝杀而夕犯”？早晨杀了一批，晚上又冒出好几批。他就搞不明白，明朝的官员怎么那么不怕死。明末清初的著名思想家顾炎武曾经感叹明朝官员薪俸微薄，“自古百官俸禄之薄，未有如此者”。从某种程度上讲，明王朝完蛋于重特务监控，而不重监督制度；重低薪养廉，而不重以俸保廉；重大开杀戒，而不重防微杜渐……最终愈演愈烈的腐败和越来越严酷的惩腐，加剧了明王朝的越来越衰落。
到目前为止，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仅仅靠查出案件就把腐败给遏制住了。毛泽东主要是靠运动，不是靠查案，靠老百姓用运动把官员想伸的手收回来了。但是他造成两个后遗症，一是严重干扰正常的经济秩序，二是造成党内的关系的人人自危。所以，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今后坚决不搞群众运动了。
这些年，既不搞群众运动，又不搞政治体制改革，只能够进行权力反腐。以权力作为反腐败的新载体，致使我们进入了一个最严重的腐败时期。
我的结论是，没有政改试点就没有改革成功。三十年前总设计师邓小平说，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从这个意义上讲，两极分化既是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结果，也是经济体制改革成果没有保障的结果。党群关系疏离、干群关系紧张，腐败愈演愈烈，就是经济体制改革成果没有得到保障的表现。
我总结了：没有政改试点，只能摸索而难以示范，而摸索则只能限于理论上的摸索。没有政改试点，就只能平推无法突破。深圳经改特区走了三十年了，还只能和全国一样只能平推，因为政治体制没有突破。没有政改试点，就只能空说而缺乏带动。大家都在说，都在喊，可是拿什么来带动呢？小岗村不是说、喊出来的，而是包产到户做出来的。深圳当年不是说、喊出来的，是自己一步一步干出来的。深圳是经改特区，所有的市场经济元素都在这儿体现出来了，但是遗憾的是没把经改成果转化为政改成果。于是习总书记着急了，去年5月5号他号召把那些想改革、谋改革、善改革的干部用起来。一个月后总书记又发号召，发挥好试点对全局性改革的示范突破带动作用。可深圳还是经改的示范，经改的突破带动了政改方面的哪一项？看不见。因此，就连这个走在前面三十多年的深圳特区都只能如此，其他的地方当然就只能望其项背了。因此我说深圳“有抢跑的速度，但是没有领跑的高度”。
习总书记讲话不到一个月，2015年7月3日，《人民日报》刊发了我的文章《试点关乎改革成效》，发表时《人民日报》把“败”改成“效”字。我认为“突破在地方，规范在中央”，这是中国改革成功的不二法门，不走这条路，中国的改革开放只能以失败告终。只有设立试点才能试错容错并纠错。哪一个自然科学家没有实验室能成功？袁隆平没有试验田能够成功吗？但是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却想不通过设立政改特区就想成功，那不是白日做梦吗？今年两会期间，习总书记和政治局常委在用人导向上密集发声，为改革者打气鼓劲，努力激发、激活改革的动力。
有三个导向最重要，第一，是战略上的是制度导向。深圳特区都不搞政治体制改革，制度导向从哪来？第二，是战役层面上的政策导向。如果没有制度导向，中央下发政策，政策导向也行，但是下面没人敢搞，没有试点成功经验，中央政策出不来，不知道怎么导。第三，是战术层面上的用人导向。制度导向、政策导向都没有了，那么你把想改革、敢改革的人用起来也行，因此中央下一步想用用人导向来解决改革进入无动力时代，打破这个困局。
本段小结：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新一届党中央对多年治国理政经验教训的深思熟虑，有纠偏之用。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必须以反腐败来攻关破局。反腐有首攻之用。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必须以尽快建立政改特区为重要之关键，以发挥其在纠偏中的示范、突破、带动之重要作用。
中国的成功是深圳的成功，深圳的成功是试点的成功。只搞经济不搞政改，许宗衡市长照样腐败。这些年来，就是我们深圳只有抢跑的速度，而没有领跑的高度。现在深圳在全国很难说有领跑了，你的领先靠的是抢跑，抢跑虽然能够抢出一点速度来，善于抢跑的人，虽然能够保持一定程度的领先。但是，领跑的高度，是要靠你的耐力，靠你正确的跑步姿态、更好的体力意志、更好的均衡持久。
* * *
二、从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看尽快建立政改特区的必要性
1.苏联模式的“总病根”，是权力过分集中。
2.苏联模式的两个根本性弊端，必然衍生的九大定律。
3.只有尽快设立以建立党内监督机制为重点的政改特区，才能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才能破解“苏联模式”。
总设计师邓小平1986年9月29日，会见波兰领导人时说过：“我们两国原来的政治体制都是从苏联模式来的，看来这个模式在苏联也不是很成功的。”（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问题》，《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8页）
说这句话的时候，戈尔巴乔夫刚当总书记一年半。如果五年后邓小平再说这句话，他只需要改一个字就行了：“也是很不成功的”，因为五年后苏联亡党亡国，东欧演变剧变。
十八大前，我把这二三十年的研究成果，写成《苏共亡党之谜》一书，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我用厚厚的一本书，只回答两个根本性的弊端：第一，是权力结构的过分集中：第二，是选人用人体制的过分落后。我的朋友，《潜规则》的作者吴思先生，评价这是一本“探讨要命问题的书”。他认为，写苏共亡党的书很多，但探讨的多是皮毛。你分析的是要命的问题。如果不问要命的问题，就会步苏联的后尘。这是他的评论。
其实，苏联在亡党亡国前也经历了越反越腐败的阶段。1953年斯大林去世，肃反式的“运动反腐”结束，经济不断发展，权力日益集中，监督日益弱化，掌权阶层控制的物质资源日渐增多,以权谋私现象愈演愈烈。信仰迷茫,信念衰退，信心动摇，腐败滋生蔓延。这一时期的腐败,开始不断翻番,1957年因贪腐被定罪者为1800人，1970年为3000人，1980年为6000人。（皮霍亚著《苏联政权史(1945—1991)》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第468—469页,第473页,第471页,第468页,第470页）苏联1980年定罪的腐败分子是6千人，当时全国人口只有2亿多人；我国13亿多人，2015年全国党员、公职人员被判刑的才1.4万人，2014年1.2万人，2013年9600人。
我们的人口是苏联的6倍，去年才抓了1.4万人进监狱，他1980年就抓了6千人。苏联在亡党前十年就这个速度了，到亡党亡国前420万党员退党，已经拥有两千万党员的大党在亡党亡国的时候，居然没有一个党员有组织地出来抗争，说明这个党和国家早就被党员和民众抛弃了。
苏联模式的弊端与九大定律，每一个定律都可以讲一节课。首先，用人逆淘汰的三大定律，这种权力结构下，有能力有本事的人一般很难到高位，时间越长，逆淘汰的比率就越大。所以，习总书记看到了这个问题了，提出干部好不好，群众说了算。我总结了用人逆淘汰的三大定律：武大郎开店定律——高我者莫来；赵高指鹿为马定律——不依附我者休提；买路钱定律——不给好处者无望。
其次，行为短期化的三大定律，一个地区党的一把手往往很难干满五年，大多平均三年就走人，任职很难干满届，行为通常短期化。一是行为短暂定律，二是行为短视定律，三是行为短效定律。
明清之际的思想家政治家顾炎武有一句话，“夫守令之官，不可以不久矣”。省委书记、市委书记、县委书记必须在当地干久一些，久了才能安民，才能把当地的民情社情了解清楚，才能把当地治理好。而县、市、省的纪委书记，这类监临之官不可以久。顾炎武的解释是，“夫监临之任，不可以久也。久者，情亲而弊必生，望轻而法玩”。久了，和当地的官员产生感情了，容易徇私舞弊，容易把国法当儿戏。我们的党政主要领导任职常常干不满一届，而各级纪委书记任职时间却相对要长很多，这种反规律行使权力，怎么不出事呢？
※
最后，权力结构差的三大定律。根据我对权力结构的研究，权力结构最好的结构是等边三角形，其次是直角三角形，最差的结构是那种一边独长的不规则三角形。而苏联模式的权力结构，是一权独大的、最差的权力结构，凡是采用苏联模式的权力结构，必然受其三大定律的影响。一是一权独大的定律，二是犯错难纠定律，三是一把手体制定律。不要以为，班子内只有书记才是一把手！不是的！我们的一把手是裂变的！在班子内，我不是书记，我是常委，不是班子的一把手。但是，在我分管的系统，我就是文教卫生系统的一把手。我这个副局长，在全局我不是一把手，但是在我的分管那几个处当中，我又是一把手。这是一把手的裂变现象！
于是，我们不得不怀念36年前8月18日邓小平的讲话，题目就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我在30多年前就懂了领导制度的核心就是权力结构，组织制度的核心就是选人用人体制。邓小平指出，“权力过分集中”是“犯各种错误”的“一个总病根” 。而“个人过分集权”的“总病根”，既同“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有关，也同共产国际时期实行的各国党的工作中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的传统有关” 。并且指出时机和条件成熟了。36年前就成熟了，现在还说条件不成熟？改革开放总设计师在36年前就指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不仅关系到能否长期执政，而且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
我在《苏共亡党之谜》一书里面谈到苏联模式的两个根本性弊端，一是集决策、执行、监督三权于一体的权力结构；二是自上而下层层任命而非由下而上的层层选举的选人用人的体制。为什么苏联亡党亡国东欧演变剧变了？你说我们也用了苏联模式，为什么20年前我们却没有剧变呢？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因为在三十多年前我们在经济领域就摒弃了苏联模式，你看我们刚刚讲到的几个民营企业家，全国的所有民营企业家几乎都与中央、省、市、县委组织部的培养、考察、选拔、任用没有半点的关系。他们是靠市场经济用脚投票把他选出来的，如果你不信，把我们所有全国民营企业家都收归中央、省市县委组织部，重新选拔、考察、任命一遍，中国立马从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跑到不知道第几大经济体去了。
习总书记读懂了总设计师的“8.18讲话”，上任两个月就下定了“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反腐决心，一年后明确了“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政改目标。去年1月做出了“制度治党”、“重构政治战略生态”的战略规划。
本段小结：
“权力过分集中”这是苏联、东欧和我们的“总病根”，而总病根，缘于苏联模式的两个根本性弊端。前30年改革开放的成功，取决于我们在经济领域摈弃了苏联模式的两个根本性弊端；后30年改革开放的成功，取决于我们能否在政治领域摈弃苏联模式的两个根本性弊端。改革从来不是靠说，而是靠做；不是靠全线平推，而是必须靠试点突破。只有尽快建立政改特区，才能先在试点“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破解苏联模式。
因此，中国的改革成功是实践的成功，而非理论的成功，是先行试点的成功，而非全线平推的成功，没有试点要么不干，要么完蛋。当年没有深圳特区的试点，我们早就完蛋了。深圳走在前面了，在苏东波全线崩溃的时候，我们是一枝独秀，秀的就是我们在经济领域摒弃了苏联模式。直到今天，深圳的民营企业已经成为深圳经济的主力，他们自发地完成了产业布局的调结构。而我们深圳的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中退居为次要的地位，深圳才有当前的经济形势。
* * *
三、从为治本赢得时间，看尽快建立政改特区的紧迫性
1.治标虽然能赢得时间，治本才能赢得空间。
2.治本必建试点，试点必抓制度反腐五要素。
3.政改特区改什么？一言以蔽之，坚决摒弃苏联模式！
不要把政改特区说的那么复杂，其实很简单，一句话——摈弃苏联模式。经济领域我们摈弃了苏联模式，很快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如果我们尽快在政治领域摈弃了苏联模式，我们就完全可以成为同美国抗衡甚至超越美国的一个社会主义强国。标本论，凡病都得从本上治。再好的治标，都只能赢得时间无法赢得空间；再小的治本，也能够赢得空间，从而拷贝成功。当年毛泽东的陕甘宁特区一拷贝，新中国成立了；邓小平的小岗村、凤阳县、深圳一拷贝，包产到户、改革开放成功了。现在政改特区在什么地方？哪个县、市、省的政治体制改革搞得好，我们去拷贝，就能取得成功。但是，没有！深圳特区搞了三十年，都不敢搞政治体制改革，因此，早就没人来拷贝深圳的经验了！抢跑的经验就那么点。只搞经济特区，能始终当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吗？高层和深圳都应该扪心自问：为什么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为什么不敢继续杀出一条血路？不试点就在全局搞肯定不行，我拿一个县或几个县、一个市或几个市来搞政改，风险可控，有什么可怕的？但是不搞，就是对改革开放最大的亵渎。
政改既然比经改困难复杂，经改都要先设特区，政改为何可以不设特区呢？全面深化改革重点在深化政治体制改革，而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尽快设立政改特区。作为政改特区的试点，必须抓制度反腐五要素。
第一，必须设立政改特区。没有政改特区的话，风险是无法预料的。第二，必须改革权力结构。改什么？在党内设立一个只管决策的全委会，做到“决策科学”。现在的党委书记就是全委会书记，但只管决策不管执行。党内再新设一个执行机关——执委会，只管执行，做到“执行坚决”，最好这个执委会的书记由省长、市长、县长来担任。授权现在的纪委会能对这个新设的执委会进行到位并有力的监督。党内权力三分的模式，我党在1956年搞过，毛泽东是中央委员会主席，只管决策；邓小平是中央书记处总书记，只管执行；董必武是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负责对总书记和书记处的书记进行监督。党内权力三分，当前只能先从县一级试点，最后全国各省都成功了，再在中央推行。我以为，这就是习总书记讲的“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第三，必须改革选人用人体制。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一书中说过，“用等级授职制来代替普选制是根本违反公社精神的”。这句话从1871年讲到现在145年了。苏联、东欧都不用，他是从上往下层层任命干部，而不是从下往上层层选举干部，所以党心民心尽失，他们完蛋了。我们的民营企业是从下往上层层选举的，是用脚投票选举的，他们成就了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四，必须积极稳妥地解决腐败呆帐。17年前，我和湖南二十多个专家学者厅局级干部搞了一个国家重点课题“反腐败特别行动”，我们那时候研究出，一旦高压反腐会形成很多干部的不作为、缓作为的现象。要了解问题官员的比例，必须通过试点来摸。如果试点发现只有5%的干部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就绝不赦免，全部彻查，因为95%都是清廉的怕什么呢？如果试点一了解，50%左右的人都有问题，就得有条件赦免，化消极为积极，变阻力为动力。如果一查，80%以上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恐怕就得无条件赦免了，而不是有条件赦免。
1982年1月，打击经济犯罪的时候，邓小平有一句话：“这一股风来势很猛，不到一两年的时间一大批的干部卷了进去，卷进去不是小量的而是大量的，远远超过三反五反时期。”大家想一想，1982年改革开放深圳特区才起来，就有一大批干部卷进去了，到现在，有多少干部有这样那样的问题？第五，必须组织动员群众广泛有序参与。
经改特区与政改特区。经改特区改什么？深圳早就明白，改计划经济体制为市场经济体制。现在是改体制调结构。政改特区改什么？改苏联模式的权力结构和选人用人体制。深圳既然在经济领域早就改了，我们现在只需要在政治领域把它摈弃就行了，从而走出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路。有那么难吗？深圳全市不敢，找一个县、找一个区，或者再找一个小的单位试点总可以吧？成功了再把它拷贝就行了，没有风险。这么多年来不是不能改，是不去做，是怕自己的官帽、怕自己的俸禄、怕影响自己的仕途。非不能也，是不为也！当年如果小岗村、凤阳县和深圳的拓荒者都这么想，哪有我们的今天！？所以，改革本来就是革别人的命，又是革自己命的一场革命，通过试点就可以成功，不要想着一下子全面铺开。试点成功了就拷贝，试点失败了就总结教训继续干。所以说，政治体制改革第一是要改结构，改权力结构；第二是要调体制，调选人用人的体制。
我这三十年之所以能够在制度研究方面取得这些研究成果，得益于两个人和两个物。第一个人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他在中共乃至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对制度的论述最充分也最到位，特别是他“8.18”讲话，堪称制度建设的扛鼎之作。第二个人是近代史上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魏源。清代思想家、政治家魏源，曾以其深刻的洞察力和独特的视角，为我们勾勒出一幅从人才站位透视权力结构政权兴衰的历史画卷。“至治之世，士在公孤；小康之世，士在僚采；倾危之世，士在游寓；乱亡之世，士在阿谷。”（《默觚下.治篇十二》）30年前的这四句话，对于当时的我有醍醐灌顶的功效。；两个物，一是石墨，二是金刚石。
中国从来就不缺人才。前面我讲的无论是佛山兴发铝业的党员总经理廖庆玉，也无论是禅城紫南村党支部书记潘柱升，都是人才。那种以为人才都到中央去了的观点是错误的。由于苏联模式两大弊端的逆淘汰，再加上户口限制和“三门干部”，中央能够吸纳的人才极其有限。现在的情况，比起1300多年前的封德彝举贤，要严重得多。正如唐太宗批评封德彝所言，“正患己不能知，安可诬一世之人！”等级授职制用了60多年，在各种格格框框的约束下，各级党委和组织部，越来越难于认识、发现并提拔人才。不是没有人才，是不识人才。现在不识人才的人比比皆是。有权用人的人，他眼睛向唯上、唯亲、唯钱、唯利，老在少数中选所谓关键的少数人，人才也就永远出不来。
任正非、董明珠、王建林、马云，这些如雷贯耳的改革者、实业家，有谁是组织部发现、培养、提拔的？他们是自我培养、市场发现的，市场经济给了人才这样一个难得的机会。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修改为“决定性作用”。既然死的物质资源，都应由起“决定性作用”的市场来配置；那么最活跃的人才资源，更应该由市场在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我们党只要顺应这个潮流，改革权力结构和选人用人体制，不但能够把人才选出来，而且能够让优秀人才脱颖而出。
三十多年前，我在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监察制度史的时候，是魏源的那四句话，把我点醒了。这是权力结构，权力结构好，选人用人体制好，优秀人才就能位居公孤；如果权力结构不好，选人用人体制不好，优秀人才就要逃往阿谷。我们中国历朝历代之所以会出现“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其间人口数量、人才质量变化并不大，关键就在于人才处于权力结构中的不同位置。
石墨与金刚石都是由碳元素组成的，仅仅因为分子排列结构不同，石墨的硬度只有1，金刚石的硬度却高达10。深圳为什么这些年能够继续走在全国前面，不是因为近些年深圳市的领导有多么能干，而是因为特区的底子打得好，是因为民营企业依靠市场经济在配置民营经济领导人才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把优秀经济人才放在民营企业合适的位置上，从而成就了深圳的经济领先于全国的良好局势。道理就这么简单。
通过党代会常任制，来实现党权三分。党内有了党委会、执委会、纪委会，我们就能实现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习总书记讲，这样就能“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如此，我们就能够赶上并超过美国，领先于全球。
中国在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央集权制下，领先了世界1500多年，先靠秦始皇创立的比较合理的权力结构、后靠隋唐开创的比较科学的选人用人体制——科举制。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同样既可以从我们的民族文化中去寻找历史，也可以从我们的权力结构和选人用人体制中去借鉴经验。
治标可以先行，可以高压，可以暂时赢得时间，但是治本才能取得示范、突破空间，带动全局的作用。沉疴难起，重危难救，治本离不开设立试点。我在十八大之初就讲了，十年看五年，五年看三年，三年看当年。十八大的当年看高压的反腐态势能不能形成，形成的高压的态势提升了党心、军心和民心。三年看政改或廉政特区能不能设立，设立了就能够在剩下的两年左右时间，把他拷贝到10%—20%的范围内。我们下一个五年就能拷贝到全国，我们就能够在十年为两个一百年打下厚实的执政基础。制度反腐的五要素必须从政改试点先起步。正因为政改特区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所以才需要习总书记所强调的“大胆探索”、“大胆实践”、“大胆干”，坚决摈弃苏联的模式，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路。
在反腐败斗争中，我总结了三句话，重病小明白，重刑中明白，死前大明白。收到过病危通知书的人，我将其称为得过大病的人，你会比别人更明白生命的意义。司法界把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叫重刑，重刑能让人中等程度地明白一些，死前，即便再愚钝的人都明白了。王岐山曾在他中南海的办公室里告诉我，他体会最深的是这三句话：凡事先要想明白，想明白才能说明白，说明白才能做明白。反腐败尤须如此。
30多年潜心于制度建党、制度监督、制度反腐的研究，使我渐渐明白了，沿用于苏联模式的我们，由于权力结构的不科学和用人体制的不合理，既难以发展党内民主，也难以加强党内监督，还难以让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因此苏联的亡党亡国东欧的演变剧变，看似偶然，实为必然！
我们要不走老路，走出新路，唯一的路径，就是尽快设立政改特区，通过全面深化改革，重点是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坚决摈弃苏联模式，从而“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和实现“权为民所赋”（习近平语）。制度建党，就是要在科学的权力结构和合理的用人体制下，加强党的建设；制度监督，就是要将那种无效、低效，成本很高的同体监督，转变为有效、高效，成本很低的异体监督；而制度反腐，就是要将那种割韭菜式的权力反腐，转变为依靠新的权力结构和选人用人体制来防治腐败的制度反腐。如此，才能走出建党的僵局，摆脱监督的困局，打破反腐的危局。
事实证明，如果政改没有试点，必然缺乏示范；政改如果没有试点，必然左顾右盼；政改如果没有试点，必然动力完蛋。
当政改没有试点，共利就难以形成；当政改没有共利，共识就无从谈起；当政改没有共识，动力就无法聚集；当政改没有动力，革命就会悄然而至……
就这么简单，历史就是这么演变的，如果你尊重规律、尊重历史，你就会明白正当其时的改革为什么特别重要。《黄帝四经·兵容》：因天时，与之皆断；当断不断，反受其乱。100多年前的大清王朝，在搞不搞政改上，瞻前虑后，畏首畏尾。最后终于想明白，并决心要搞中国两千年最伟大的政治体制改革——废除皇帝专制，实行君主立宪。但却设想用九年时间完成君主预备立宪，并拖到1908年才搞，想到1917年完成。但是三年后的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了。结果，当断不断，反受其乱。
我们正是在经济领域摈弃了苏联模式，才很快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是，在政治领域我们却仍然继续沿用苏联模式，因此致使两极分化加剧，党群关系疏离，干群关系紧张，腐败越演越烈。我们还要在政治领域继续沿用苏联模式吗？
这些年，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一是因为从未设立政改特区，致使政改无载体，政改碎片化；二是只经改不政改，致使30多年的经改成果难以巩固，蕴藏在广大干部群众中的改革动力难以产生。不看清这个大势，不摸准这个脉。要么在继续犹豫、继续等待中坐失最后良机，要么在不经试点就全面铺开的颠覆性错误中彻底完蛋。而这个完蛋，将可能引发并成为中国乃至全世界最血腥、最惨烈的一场革命。
习总书记对这个问题看得尤为清楚，他尖锐指出，“我们国家无论在体制、制度上，还是在所走的道路和今天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境遇，都与前苏联有着相似或者相近乃至相同的地方。弄好了，能走出一片艳阳天；弄不好，苏联的昨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而我所要补充的是，苏联在亡党亡国前，第一，在经济上，他们没有形成我们目前如此严重的两极分化；第二，在政治上，他们没有经历过我们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浩劫；第三，在社会上，他们还有相当多的人保持着一定程度的宗教信仰。我认为，在不断滋生仇官仇富的民粹心态下，一旦党失去执政地位。我们的亡党亡国，将肯定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乃至人类世界史上最惨烈、最血腥的一场浩劫。正因为如此，我才在这三十年间自觉地选择制度建党、制度监督、制度反腐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
今年是文化大革命五十周年纪念，看看五十年前那些廉洁或者比较廉洁的领导干部、那些科学文化界的大师、以及社会名流是怎么被批斗、被羞辱、被游街示众，被关牛棚、被迫自杀的……
所以，当国家主席刘少奇高举宪法，却连自己的生命都保护不了的时候，没有科学的权力结构，没有科学的选人用人体制，那些条条款款制订得再多，又能保护谁的生命安全呢？
综上所述，30多年割韭菜式的权力反腐，使我们既深陷“越演越烈”的反腐僵局，也形成“天涯无净土”的生态困局，还出现“苏联的昨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的亡党危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发挥好试点对全局性改革的示范、突破、带动作用”和“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制度治党”、“重构政治生态”等重要论断，既是我们打破僵局、走出困局、解决危局的方向指引，也是推动制度反腐，净化政治生态的路径依赖，还是尽快设立政改特区的任务要求。
必须尽快由权力反腐转向制度反腐，必须尽快设立政改特区，必须尽快重构政治生态！设试点，事竟成！
净化政治生态靠什么？就战术而言，靠查案。查处一案，当然可以净化一时，但是案又滋生，则污染一片。就战役而言，靠用人。用一君子，虽可能所属皆净；用一小人，则肯定此地全污。就战略而言，靠制度。制度好，则坏人难成坏事。制度坏，让好人易变坏人。
相比较于权力反腐，还是制度反腐靠得住。相比较于无试点就全面铺开，还是先设试点，成功后再推广靠得住些。
时代呼唤制度反腐人才。古今中外，研究权力的人太多，研究权力结构的人太少，而研究制度建党、制度监督、制度反腐的则少之又少！所以，监督学至今也未能成为一门学科。在中国和全世界都没有监督学。我当时创办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就是想创办这么一个学科。从事监督工作的人至今也很不专业，包括我自己，以至于我们至今也很难科学有效地推进制度反腐！
最伟大的事业，需要最广泛的组织动员，需要最强大的力量投入其间，需要最优秀的师资传道授业，需要最具可塑性的人才互动交流，而在座的诸君，或将被历史认可为最佳的制度反腐人才。不当之处敬请指正，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