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永忠：推进制度反腐 净化政治生态

谢谢思平理事长褒奖式地推介，很高兴来到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与在座的各位一起来探讨反腐败这个很沉重却又无法回避的课题。

这次来深圳之前我到广东佛山转了一下，兴发铝业、禅城“一门式”服务和紫南村的党支部书记潘柱升（七一刚刚被习近平总书记颁过奖握过手）。兴发铝业总经理廖庆玉给我看了宣传片，我记住了里面的一句话：“最有价值的创新，是为将来留下更多的可能。”这句话的水平可以同《共产党宣言》那句话“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相媲美。根据这句话我翻转了四句话：

一是“最有价值的权力，是为权力的赋予者带来更多的利益”。假如我是你们的领导，如果我不能给你们带来更多的利益，那就是亵渎了这个权力。

二是“最有水平的领导，是让所领导的人能够人尽其才”。人才比比皆是，比如紫南村的潘柱升就是个人才。他是战士退伍，回到村里并不被看好，他远去贵州发展，结果成了贵州最大的建材供应商，全省的业务他拿走了60%。紫南村在十年前村集体资产流失、村干部腐败，村民集体上访，看上去是再也治理不了了。有人三顾茅庐去贵州把他请回来，他为乡情所感动就回来了，但是村民不认为他是来帮助他们脱贫的，而是认为他想分一杯羹。他知道要说服乡亲，第一是人格、第二是能力。他自己掏钱把200个党员和村民代表请到贵阳，用了一句村民能够接受的话，“天上飞的鸟，你不知道有多大，但是你看它拉下的屎多大，就大体知道这鸟有多大”。你们看不见我的经营有多大，但是你们在贵阳看看我的企业、看看我的流水，你们就知道“这堆屎有多大，我这个鸟就有多大”。能够请200多个村民到贵阳去看，这个能力大家就知道了。

人格呢？在选举会上他说，我回到村里来会做到“四个不”：第一绝不拿一分钱的工资，第二绝不租用村里的一寸土地，第三绝不在村里办一家自己的企业，第四绝不招任何一个自己的人。这番话得到了村民雷鸣般的掌声，久久停不下来。同时，他亮出法宝，“因为我们已经是重病在身，希望大家给我三个三年，一共九年的时间，我保证让大家脱贫，而且让大家赶上我们佛山最好的村。”为什么？他说你们得给我时间，我才能把这个旧病治理了，村民也同意了，结果第一个三年他承诺的目标就实现了。

我建议思平理事长可以带着你的团队，到佛山看看兴发铝业的发展。我认为兴发铝业的模式值得借鉴。全国范围乡镇企业起步后的第一个瓶颈它最早是无主企业——主体虚位，为此，在八十年代中期相继卖给个人，成为有主企业，主体实位，企业得到了发展。但是，很快它遇到第二个瓶颈，银行一般不给这些民营企业贷款。于是，兴发铝业的廖玉庆把这个企业股份的29%拿出来请省国资委入股，并请派人来当董事长，于是这就成了一个混合企业。

资产这么一共有配置，银行就敢于给它贷款了，第二个瓶颈就冲破了。现在面临第三个瓶颈，就是怎么去赶上并超越全球最先进的同类铝业公司，这就需要加大科技研发、技术创新的力度。如果政府能对它进行一些政策扶持、资金倾斜，他自己再拿出自有资金，加上银行的资金、财政的资金、他们就可以买最好的专利、研发最新的技术，他们就能够走出佛山、走出广东、走出中国，最后在全球领先。如果我们相当多的民营企业采用这种模式突破这三个瓶颈的话，不仅佛山能真正成为中国制造业中心，而且广东、乃至中国的企业都会大幅度提高自身水平，并跻身于全球先进行列。

三是“最到位的监督，是让被监督者不犯大的错误”。深圳市纪委在原书记谭国箱领导下，率先在全国努力探索反腐保廉机制，应该说做的不错，但也监督不了许宗衡。因此，深圳特区在三十周年的时候，市长许宗衡落马了，这是属于我们的监督体制始终只是同体监督的问题。

四是“最有价值的反腐，是把腐败遏制在可能的最低限度”。当今中国的腐败可能是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上，两千多年统一史上最严重的腐败。为什么？我们从建党、建国、改革开放，一直高举反腐的大旗，为什么却成为历史上最严重的腐败时期？就是因为反腐没有把腐败遏制在可能的最低限度，这就要深挖这个原因。制度反腐，才有可能实现最有价值的反腐，才有可能把腐败遏制在可能的最低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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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11月13日，这一天是原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的大秘李真的死期。三天前，李真的上诉书被最高法院驳回。李真临刑前留了两句话，第一句是“让我的妈妈知道，他的儿子虽然犯了罪，但并不是为坐牢、为被杀头而当官的”。李真想当官，谁都知道；但是，他想当一名焦裕禄式的领导干部，却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相去实在太远。第二句话，“让我的儿子知道，他的爸爸是被贪权贪钱贪色毁掉的”。李真33岁就当上了正厅级的领导干部，河北省国税局局长、党组书记，他的面前应该是一片光明，但他的能力、素质不支持他当大官。他的官当得越大，他离监狱、离死亡就越近。这就是李真一案给我们的警示。

李真死后的九年零两天，习近平当选为十八届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开始了“推进制度反腐、净化政治生态”的战略布局。于是我们看到，十八大以来三年反腐在提速。十八大前，只要不搞群众运动，全国年均处分率通常在1.5‰到1.7‰之间；十八大后第一年，年均处分率是2.1‰，突破了2‰；第二年是2.6‰，第三年3.9‰，几乎翻了一番，比“深圳速度”还“深圳速度”。

三年来全国处分党员、公职人员75万人，其中3.6万人进了监狱。但是看一看中央管理的干部，三年立案189人，进监狱80人，超过42%。受处分的普通党员、公职人员，其中进监狱数不到百分之五，而中央管理干部一旦受处分，进监狱将近一半。是各级组织部门、各级党委都瞎了眼，糊涂了，把那么低素质的人培养成中央管理的干部？不是！是我们的权力结构和用人体制有严重的弊端，把谁放在这个位置上，犯错误、进监狱的可能性都会加倍放大。

十八大以来，已经有163个高管落马，其中地方省部级110人，军队副军级以上53人。军队这53名高官中，有48名将军，其中3名上将，6名中将，39名少将，还有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