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讲人：毛振华（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院长）
主题：后SDR时期中国宏观政策框架的重构
时间：2016年2月27日
主办：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经济学院、中国诚信信用管理有限公司（原文来源自澎湃新闻）
“改革要为企业降低负担，要修改劳动法”，2月27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等主办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2016年一季度）”报告会上，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毛振华表示，中国经济最重要的困难和压力还是来自于实体经济，企业债务负担重，利息支出大，市场又不好。毛振华认为，改革要为企业降低负担，要修改劳动法，现在中国企业负担太重，各种税负，一个企业给职工每个月发一万块钱，个人拿到七千多，企业支出一万四千多，政府拿到七千多。政府有这么多债务工具可以应用，为什么从企业拿这么多钱呢？这极大地加重了企业的困难。毛振华强调，关于劳动者的报酬、社保，要通过国家解决，而不是通过企业解决。让现有企业生存下来，发展下去是非常重要的。
当前我们到底处于一个什么时期？我觉得没有一个人把事情说得很清楚，我们应该以什么心态来看当前的时期？要我看，我们应该是共度时艰的时期，是时局非常艰难的时期。我们讲新常态，好像我们就是要老常态，其实不是，我们已经告别了老常态，老常态是比较舒服的，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新常态是什么？是中国经济调整，是全球经济危机，还有就是应对全球危机之后，我们采取一系列措施，又采取了我们长期体制机制建设，又造成新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把金融稳定放进来作为一个话题的时候，作为宏观目标的时候，我们要想一个问题，金融稳定的问题是哪来的？风险哪来的？是我们自己搞出来的。
一般意义上讲的金融危机主要来自于四个方面：
1、实体经济本身出了问题，金融是为它服务的，当然金融也会出问题，这肯定是客观存在的。
2、金融系统波动，在全球的情况下，你遇到各种各样的利益，各种产品在市场交易，金融产品本身可能出现问题，可能出现流动性问题，可能出现中长期巨大的不良资产问题，这属于金融市场问题。
3、还要看到金融市场从业人员的贪婪。如果金融只是为实体经济服务，不会有那么多危机，危机主要来自于金融体系从业者的贪婪。金融体系从业者的贪婪，才有五花八门的金融产品，才有那么多的衍生工具，才有那么多的放大、才有那么多的回购等等。风险从这里来，贪婪导致金融危机，它冲击了一个比较稳定的体系。
4、危机来自于金融稳定，来自于金融政策本身。巨量货币是从哪里流出来的？从债务工具流出来的。债务工具流给谁了？主要流给了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一定程度上传导给了民营和个人。所以金融市场的来源理清是很重要的。
现在我们叫做共度时艰，我们要看到真正的压力。最重要的困难和压力还是来自于实体经济，企业的困难。企业债务负担重，利息支出大，市场又不好，怎么算账企业都好不到哪去。现在说企业搞创新，搞电商，其实电商增加了就业，实体经济就要失业，一些建的商场也是浪费。搞了智能机器人，我们的劳动力怎么办？所以我们还看不到解决企业困难的根本办法。
我们讲困难也来自于政府，政府最大的困难是什么？现在我们的力量也有限了，我们工具箱拿出来的东西也越来越少了，不管是放总量还是调结构，我们发现不像以前那么有用了。典型的是我们的资本市场，去年的股票市场，我们救市不能说失败了，但是完全没有达到预想目标。
所以我觉得短期应对政策本身的问题是在制造新的问题。我们讲供给侧改革的时候，过去是讲需求，因为更多的是总量工具，总量工具是搞一个通道，不能搞一对一的滴灌。
现在讲供给侧改革，要充分发挥发改委的作用，充分发挥计划经济的作用，是不是这样呢？供给侧改革给大家留下的思考还不充分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更主要的思考是长期来看，我们的改革到底怎么做？短期应对怎么和它保持契合度？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能不能找到中长期改革的方向，短期又促进经济发展的问题。工具有没有？可以找到一些。队伍有没有？可以找到一些。但是可能动了政府致命的东西，或者过去我们固守的非常保守的东西。
所以我也从四个方面提出建议：
1、要坚持降杠杆，降杠杆是必须的，不降杠杆就不能去产能，杠杆降下去才能真正改革中国整个企业负债水平和负债规模。杠杆率的上升，应该只对流动性负责，不应该对结构负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基本的市场理念。如果要政府或者金融机构决定怎么去产能、怎么去库存，这是错误的，还是要市场来消化。降杠杆的同时能不能增加股本呢？我们要把提高企业资本作为国策来做，怎么提高企业股本？有很多办法，提高企业资本，扩大股本是降杠杆的一个重要手段。我们只讲信贷量，不讲资产的另一端，有很多吸收资本的方式是可以做的。
2、改革要为企业降低负担，要修改劳动法，我非常同意这一条。现在中国企业负担太重，各种税负，一个企业给职工每个月发一万块钱，个人那拿到七千多，企业支出一万四千多，政府拿到七千多。政府拿这么多钱干什么呢？我们政府有这么多债务工具可以应用，为什么从企业拿这么多钱呢？极大地加重了企业的困难。所以，关于劳动者的报酬、社保，要通过国家解决，而不通过企业解决。企业要么就是在违法状态下运行，要么就是减少劳动力聘用，或者减少投资。现在我们在忽悠大学生创业，但是那些搞企业的人，有成功企业经验的人，他们时局艰难，他们想退出。这个背景下你让这些人去做，那不是一个悖论吗？所以让现有企业生存下来，发展下去是非常重要的。
3、我们要适时推出土地制度改革，和城镇化发展结合在一起，为什么改革土地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核心就是让土地成为一个生产要素进行流通，能够作为资源配置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现在的农民进城，由于土地本身没有交易价值，没有产权，所以农民要光着身子进城。所以，如果把现有农地全部国有化，就是拿国有土地证，使用权证归农民个人，一次性处理，对社会财富是极大的重新分配。获得土地产权的农民可以把土地卖掉，政府要管的就是土地性质，农地还是农地，可以进行集约化经营，这是非常重要的选择。农民拿了这些地以后可以卖掉，也可以再去买，我们成千上万从农村走到城市的人还可以再买。农民拿钱干什么？去消费，去投资，他进城买房子、消费、小孩要教育。所以，这个既解决投资问题，也解决需求问题，也就是体制机制问题，与国际接轨，解决土地这个历史包袱。我觉得在政治上没有问题，有些冒充农民说话的人，我不知道他们怎么想的？我搞不清楚。
4、市场化下面的政府改革要加强。
由于在使用政府政策过程中，我们过于强调政府结构性目标，导致了政府广泛地使用甄别权，甄别权是一个很重要的权力。甄别权的使用，使得整个市场扭曲和政府的腐败行为加剧。所以解决中国腐败问题，首先要解决政府这个问题，解决政府官员权力来源问题，解决他们和经济生活中利益分配的甄别权问题。
这里面我们还有很多文章可做。首先就是要把政府改革搞好，让公务员、让政府没有那么大的权力决定具体的钱去给哪一个企业和哪一个特定的人。只有把我们短期的宏观应对和中长期体制建设有机结合在一起，才能够在转型过程中为中长期的发展积聚力量。最后我们还是要认识到共度时艰，现在是艰难时刻，最艰难的是政府，政府最艰难的就是要改革自己。
